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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想

(持續整理中)
生命的意義不容閃躲，自然的召喚，躲避生命的意義固然能活著，但在自由的現代，如果閃避要因什麼而活？什麼都能做也什麼都不能做，這樣惘惘活著的現代，小確幸過活是自然的依賴。不像我們的前一代，只要活著本身就是恩典，生命做的一切事情就是讓自己活著，而王爾德認為這毫無意義。飛機上看見燈的線路，人工的夜的美，夜晚微光的光指引，變成一種抽象的嚮往。承認生命有意義，但不陷入意義一定隆重神聖的陷阱。沒有意義也可以過，為生活忙碌的人不需問這個問題。自私的基因下形成的傳統，基於血緣的價值觀，迷因：價值觀的形成，意義是有外在自然因素形塑的，不同的環境認定不同的意義。我們原本就依自己的喜惡活著，技術持續帶來小確幸，持續有新鮮事讓心神不必專注在生命的意義。塔可夫斯基說，生命意義之類的事只有在痛苦時才會想到。時空背景：在國外總是在想一些事，時間有限，責任不多，比起平常更接近生命核心的情境。每次造訪日本的古剎，均感受到長遠的傳統在守護著一種人生的解答，最核心的探索隱身在生活的四周。小確幸耗盡後，意義的問題自然浮出來。基本的問題：是自創自定，還是基因和迷因賦予人？有人活著只因一種內在的衝動，或是因情感的連帶，只有當這些動因都不足夠時，才不得不問人生意義的問題。舞鶴說：無思無想床上過。如果人們已經滿意於人生的意義，似乎沒有去質疑的必要…問題是，他們將認定的意義強加在別人身上。
「當一個人快樂的時候，他對人生的意義，以及其他關於永恆的主題，通常漠不關心。這些問題只在人之將死前才該去問。可是我們不知道人生何時會結束，所以總是匆匆忙忙。最快樂的那些人，從來不會去問這些該死的問題。我們為了追求意義，而對生命提問，可是到頭來，我們卻需要用奧秘來維護簡單的人性事實。」
對後期的塔可夫斯基來說，西方社會的價值中立、不干涉變成只求吃飽喝足，對意義無感和冷漠。於是我們有了兩個極端：生命意義驅使一切，和意義無謂僅需隨性生活。若要界定，意義能驅使人特意去追求生活所需之外的事，超越自我的追尋：不修行不可能達到永恆的解脫，不獻身國家就沒有(中華|德意志)民族的偉大復興。深信的人亟欲施加意義予他人身上，即使施行霸凌與侵略也在所不惜；此時意義與利益便已無涉；希特勒說如果歷史證明德意志不是主人民族就應徹底滅絕。 自然賦予人以根性，根性使人見到美好而感動。看見自然的美而發展成繁複的藝術，體會片刻的寂靜而想像永遠的解脫。欣喜於文明進步而希望永續發展。意義來自想像超乎個人的事情，而非切身利益。「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」蔣公為我們宣佈。若他真信基督，當不會如此宣稱才是，繼起的生命上帝早已創造，意義僅在得救。但不論如何，宇宙繼起的生命如此巨大遙遠之物，便在此宣言裡面與生活建立了連結。「一個不再為交通困擾的世界」，就我而言，不過是減少了技術帶來的禍害。讓現代通勤生活要求的兩點之間來回移動，從現代生活造成的交通壅塞中解脫，一種修護的機制罷了，但科技的信奉者能為它賦予意義，一種理想世界的投射。 回到痛苦，小確幸的生命和意義的生命，都源自某種滿足，但世間也擅於製造痛苦：不懂苦的所造不懂閃避，於是被天擇削減，於是身體的苦成為生命的必然元素，這是演化的可悲事實，而且在可見的未來恐怕難以扭轉。